长沙人的鬼节、中秋节、重阳节 |
| 作者：yiluokuang.com 时间：2023-04-19 |
| 描述：为什么扯麻糖会“扯起妈妈一尺长”，我曾询问过现在已故的老长沙“四大美食家”之一的易仲威先生。 |
《生活宝典shenghuobaodian.com》讯 度过溽热的白天，忽然感觉深夜的清凉，不知不觉中秋风已然潜入长沙。一转眼就会到中秋，时令的转换会让人特别敏感。长沙人俗有“月半十五，年怕中秋”之说。一年时光，转瞬就快过完了。
 飞行员 然而中秋和重阳时节，在长沙均让人有心旷神怡之感。在农事节日上，也进入收获之期，经过立秋、处暑、白露、秋分之后，白天一天比一天短，黑夜一天比一天长。此时让游子往往兴起“寒露霜降水推沙，鱼奔深潭客奔家"的思绪，从而兴起不如归去，准备回家过年的感叹。 1.新凉烧包接祖回 农历七月，此时已进入中国时间生活历上的孟秋，即中国传统秋季的第一个月。此时长沙天气尚处于在烧烤模式中。 虽说二四节气中的立秋确在农历七月，但“三伏在秋”，也就是说最热的第三伏就在立秋后。更何况，三伏后，长沙还有“二十四个秋老虎”。 白天虽炎热，但早晚却明显会感觉凉意，尤其昼夜温差已特别明显，夏夜原本露宿屋外街旁的男人们已将竹床移入房中，担心“被打露水”，新凉天气就此开启长沙秋天的明洁。长沙亦有俗语称“七月半，看牛伢子伴田坎”。 这段时间，正值农家收获尝新之期，传统的七夕节、中元节等在古人所说的“时序新凉，是谁把流年暗中偷换……”中联翩而至，而吹起新凉的，居然是一声又一声带有庆贺新谷丰收意味的卖扯麻糖的街头孩童的吆喝。 ◆吆起新凉扯麻糖 当一夜之间，长沙街头，忽然满街都传来稚嫩孩童唤出的“扯麻糖”吆喝声，这一准到了农历七月的孟秋时节，而七夕节、七月半的“鬼门关”也已临近。小孩买卖扯麻糖，也被列为初秋“长沙怪习惯”。 “扯麻糖”在长沙历来就是一种呼应节令转换的食物。扯麻糖，据说是利用夏末初秋新获谷子发芽制成麦芽糖后再加工而成。扯麻糖应市，带有农事收获后“荐新”的意味，也表明初秋已经来临。尤其市面卖扯麻糖和买扯麻糖的，几乎全都是蹦蹦跳跳的小孩。那时就是从一声声扯麻糖叫声中，长沙城内的市民会惊觉：呵，炎夏终于已经过去，初秋已经来临，内心中会感觉似有一丝丝新凉，开始从乡间向城内街巷弥漫。 1932年8月2日，《湖南国民日报》社会新闻栏即为从夏入秋的时令转换，特别刊载“长沙怪习惯”消息称： “本日，为废历七月初一日，长沙习惯，各糖坊制造扯麻糖，各小孩均争趸贩，卖叫街头。昨晚六时起，省垣各糖坊生意异常发达，利市百倍，各街头尾，一片‘扯麻糖’声，亦长沙之怪习也。” 农历七月，长沙满街小孩买卖扯麻糖习俗，来源甚古。晚清民国时期，外地人初到长沙，忽听得满街一片“扯麻糖”声，往往惊得目瞪口呆。1917年，从5月9日开始，长沙《大公报》连续刊载一组《长沙乡俗竹枝词》中，写尽长沙民俗风情，在开篇四首《长沙乡俗竹枝词》中，就以“扯麻糖”为题，写道： 孟秋朔日鬼门开，习俗家家接祖回。 嚼得扯麻糖味好，妈妈长短费疑猜。 主持长沙《大公报》“艺海”的副刊编辑零公，特加按语笺注说：“长沙童谣：‘扯麻糖，扯麻糖，扯起妈妈一尺长。’作者所云，殆即指此。” 为什么扯麻糖会“扯起妈妈一尺长”，我曾询问过现在已故的老长沙“四大美食家”之一的易仲威先生。易老称，“扯起妈妈一尺长”，既形容扯麻糖黏性好，也暗指小孩缠着妈妈要买着吃的黏劲。当然同时也暗含骂人的话。 现在，每到七夕至中元节( 长沙俗称“鬼门关”)时节，在蔡锷路等处街头，偶亦能遇上成年小贩推着贩卖扯麻糖的小车默默经过。只是当初老长沙城中与断续蝉声相伴的稚嫩“扯麻糖”声已不再可能灌满我们的耳朵了。 ◆绣女七夕夸针巧 牛郎织女神话，在中国家喻户晓。农历七月初七名“乞巧节”“女儿节”，这是中国古代一个专属妇女的节日。是夜，夜观天象，据说可见牛郎、织女二星相会于天河。唐诗中杜牧已有“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名句，之前在公元六世纪生活的南朝宗懔已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七夕节风俗，说当时妇女于天上牵牛织女相会之夜，“结彩缕，穿七孔针”，又“陈瓜果于庭”向织女“乞巧”等，这些风俗与1200年后清代光绪年间编撰的《长沙县志》等书记载的长沙七夕风俗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可见风俗传承，并未变样。 曾国藩曾孙女曾宝荪在晚年回忆说，她小时候在湖南时，于七夕夜也曾乞巧。除在庭院以瓜果敬织女星外，更要新月星光下，用红丝线穿七口绣花针。那夜用大瓷盆盛清水放在月光下，次日早将花针轻轻横放在水上，如果花针浮而不沉，且日影射向水下时，针影现出如花蕊，如笔，如算珠等，便是乞到巧了。 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民俗调查时，长沙城乡说法又与曾宝荪不同。旧时长沙七夕乞巧，多为女孩，她们在乞巧时，常在七夕前一夜，以杯盘盛装鸳鸯水(一半井水一半河水)，置于露天。次日晒于太阳下;水面常会生出一层水膜。七夕之夜，少女们摆瓜果敬织女牵后，各自拈一根小针，投于水中。可能是在水膜托浮下，针往往不沉，即乞得一年手巧。据说使用鸳鸯水，是应牛郎织女这对神仙鸳鸯相会。 长沙北乡、西乡，晚清至民国，刺绣之风大盛。此夜乡间，习绣女子多会在朦胧月色下穿针引线，乞求获得织女星的神授。临睡前，湘绣女们并将七夕夜穿针的五彩丝线，悬挂于门外树梢枝头，因民间传说，是夜夜深之际喜鹊会往天河搭桥，这些丝线会被喜鹊衔去，铺搭天上鹊桥，湘绣女们也以此寄托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 不过，俗传七夕当天，乡村四处已不见喜鹊，俗以为喜鹊在这一天都飞到天上去为牵牛织女搭桥去了。七夕过后，在树头嘈嘈啼叫的喜鹊，如果细看，会发现它们的头上毛羽已现出白色，这是因为它们上天为牛郎织女搭桥被他们踩过的缘故。 又，农户们于七夕常有夜看天河明晦之俗，谓可卜当年米价。天河暗，则米贵;天河明，即米贱。究其实，大抵因农户皆“靠天吃饭”之故。 新中国成立后，七夕节的一切旧俗，在时代大变迁中，俱已淡化，甚至消失。近二十年来，“剩女”现象和网络文化同时兴起，“七夕”竟因所含牛郎织女爱情元素，一度被网友们认定为为“中国情人节”，好事者亦常于此日为未婚男女组织集体约会，以制造男女相识、缔结姻缘的机会。 ◆纸钱焰烧中元火 长沙俗语：“七月半，鬼乱窜”。农历七月半，在中国民间向来俗称“鬼节”，此日烧包祭祖(注：此节在上古，为《诗经小雅》、《春秋繁露》中国四祭中的“尝”祭日，曾行于庙堂之上)，道家则称此日为中元节，佛家称盂兰盆节。可见七月半，儒释道三教汇流，互相影响，所含神秘色彩颇浓。 长沙人有句俗话：“挂宝祭土，烧包祭祖”。“挂包祭土”说的是清明，“烧包祭祖”则说的是七月半。 七月半烧包祭祖，在长沙人意识中，意在纪念祖先，追思教养之恩，其出发点符合中国传统的“孝”的观念，因此从民国起，政府以破除迷信、推崇科学及防止火灾等理由，禁止民众过“七月半”鬼节，但七月半烧包之俗，却直到现在，仍在流传。 长沙民间“七月半”烧包，可从农历七月初一，一直烧到七月十五。但民众公认七月十一至十四这几天的黄昏和夜晚为烧包的最好时期，这一时间段因烧包而带来的空气污染值也一定非常高。七月十五，民间相信这一天是“鬼门关”，因鬼门关闭，烧包太迟，祖宗只怕领不到包封及钱纸了，故“鬼节”虽称“七月半”，实际上七月十五这天，长沙城内阒然清净，反倒无人烧包。至于七月初一起，会有人烧包，则是烧给新亡之鬼的。 从七月初一开始到七月半打止的鬼节期间，长沙人“接祖宗”也分别有“接新客”和“接老客”之说。“新客”指的是新亡之鬼，接它们要从七月上旬开始接;老客则是亡故已久的人，包括老祖宗，在七月初十后接就可以了。无论接新客、接老客，此时须清洁家中神位，更须摆祭菜，可请老客或新客“尝新”。此际新谷登场，园圃不乏新鲜时蔬，市面也有新鲜水果，并摆酒席招待新客、老客，然后才是在阳世上的人，借此节日阖家团聚。 “七月半”时的长沙天气极度溽热，从七月初十至十四日，街巷或村庄的空坪隙地，午后直到黄昏，尤其在夜晚，鞭炮时时炸响，火星乱溅，乌烟瘴气，气氛似乎阴森神秘。大人担心孩童“火焰”较低，怕其撞上不干净的东西，故禁止其出门，或告诫大人带出必须早归。喜论鬼神无聊之“里手绊”，常于此时造作“鬼话”，称：家中置办酒席“接老客”时，胆大者头戴洗菜的竹箕，躲于门背弯里，从门隙处可窥见“祖宗”鱼贯入席，以此可证鬼神之有无。此说直到20世纪80后代仍在南门口的学院街一带流传，我有位同学名叫李新桥者曾用此法试验，却什么也没有看到，事后反倒挨了家中父亲一顿饱打。 七月半烧包，在烧包时，会出现一个个印着蓝色或红色花纹、像信封式样的纸套，这就为“包”。烧包居民往这个信封纸套内装入黄裱戳印纸钱，有的也装冥府纸钞。但包上寄送地址，从民国开始，人们就已经不知道如何写了，于是一般人就在信封上写“今逢中元之期，某某奉全家虔备钱财一封给某某享用”等等，这样的信件地址，极像契诃夫小说中万卡写给爷爷的信一样，能不能寄达，真的很难说，但至少它表达了活在世上的亲人们对已经亡故者依依眷恋的骨肉之情。 长沙人烧包，时间在午后，包上要滴鸡血，正式烧包火光熊熊之时，有的还会在纸包周边撒饭或撒米粒，据说这是为了不让流浪的饿痨鬼乱抢自家烧给亲人的包，但为了安抚它们，也得给他们一些多可饱腹的饭食。当然，“七月半”对饿鬼也免不了会进行一些祭祀。道家就在“七月半”——道家所称的中元节有“普度”活动，佛寺因目连救母等故事，会在七月十五“施食救助十万饿鬼”。此外，民国长沙报纸记载，“七月半”长沙亦有在湘江中放河灯之俗，据说可引导水中孤魂上岸享受祭食，故放河灯时，河边放有桌子，桌上摆设三牲及酒食，甚至预办酒席，让其享用，如饭菜不够，还提示它们可去庙中享用。以上这些内容，当然与科学精神，与“无神论”的理论不合，所以不必详谈，点到为止。但施食野鬼饿鬼，却也表明了中国人确实具有“推己及人”的仁爱慈善的美德。 2.月明湘水中秋夜 ◆中秋夜湘江：泛舟摇橹者成赤壁下苏东坡 在舟楫盛行的年代，有明月的中秋佳节，买舟赏月，泛舟湘流，往往成为长沙中秋赏月最惬意的事。 所以不用奇怪，元代伟大的戏剧家元代关汉卿为何要在其著名的《望江亭中秋切鲙》一剧，把剧情安排在“浪围风撼一洲香”的橘子洲上，只因剧中美丽女主角谭计儿智赚好色权贵杨衙内剧情的前后，都要在中秋夜湘水烟波中隐没出现，剧中女主角在湘江月色上的来和去，也都显得异常美好。 当然，生活不总是上演戏剧，对于普通人来说，在湘江上泛舟，或者在长沙河岸上看湘江上泛舟的人，在中秋的月夜，其实，都如卞之琳诗中所说：都会成为彼此的风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秋节，长沙旧报纸大量刊发有中秋赏月的新闻和副刊文字，泛舟湘江赏中秋月的散文可谓触目皆是。1921年9月17日长沙《大公报》署名“小知”的文艺青年就写道：在中秋“月白风清”之夜，作者和几个长沙小青年一起，花三四毛钱，租得一个划子，“泛舟湘水中流，东望长沙灯火，西望橘洲烟树”，“‘客有吹洞箫者’，临风而吹《四季相思》，其声悠悠然、洋洋然，仿佛一江都入静境，一直划到新河，返回傅家洲……在途中遇一渔船，买得一尾生鱼，和划夫商量，到他家煮食。划夫大快，一跃登岸，回家喊起老婆，然后导我们进去，点灯抹凳，烹茶打水，竟把我们当作嘉宾。半点钟之久，鱼已从急火中煮熟，再下碗面端上，热气充满半边屋角，划夫早替我们打了一瓶火酒。不知是鱼好，还是划夫娘子的烹调好，竟得生平以来第一次美味。大可傲孟浩然，而嘲苏东坡。一阵风卷残云，碗无残骨，桌无残滴，划夫娘子倚门微笑，若生平惟见此几个好吃鬼，吾辈欢然而去，月已降乎西山之上”。 一位叫沙白的小青年则在副刊文字中自称，从1931年到1934年四年间，每届中秋他都要和朋友们“以三四毛钱买只小划，放流到纺纱厂，再绕水陆洲，逆上桃子涧，一边自己轮流划桨，一边喝着美酒，轻歌细语，每有‘何似在人间’之思”。划子最后多半泊在桃子涧柳阴下，“在银灰色的月光中，看着寥廓浑大的天穹，清风很温柔吹来……天色鱼白了，大家还不肯归去”(1936年9月30日长沙《大公报》副刊《过中秋》)。 读过苏东坡前后《赤壁赋》等诗文的人都知道，这些在中秋月夜泛舟湘江的文字，无论吟啸江面，吹洞箫呜呜然，煮肴烹鱼，赏月喝酒，“不知东方之既白”，其意境几乎无一不出自800年前苏东坡诗文所述范围。 中秋良夜，最好有月，湘江长沙段，橹声不断，欢笑声、歌声、笛箫声、口琴声， 充斥江面。天上一个月亮，桨声打碎水中那个月亮，满江都是婆娑月华，此时湘江上的人们在内心鼓荡的诗性中，都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月夜里文思不羁的苏东坡了。 不得不多写一笔的是：1957年9月8日，时当中秋佳节，在长沙考察调研的毛泽东在省委蓉园1号调研完毕，即来到湘江边乘坐拖轮，在猴子石前的湘江段与周惠、 孙云英、王治国等一起畅游了一番湘江后，毛泽东即在船上请大家吃晚饭，是时天已渐黑，月出于东山之上。本次晚饭，菜是四菜一汤，还摆了月饼和梨子。时为常德地委书记的孙云英后来回忆说：当晚四菜一汤中，腊肉算是名贵菜，毛主席先给时为湘潭地委书记的王治国夹了一块腊肉，王治国虽不爱吃肥肉，但盛情难却，还是笑着吃了。此外的菜式还有豆腐拌浏阳豆豉辣椒、鸡蛋等。饭后，孙云英悄悄溜到厨房问大师傅：“今天是中秋节，为什么不多搞几个菜?”厨房大师傅称：“四菜一汤是毛主席规定的，他到哪里都这样，我们不敢违反。”另一个服务员补充说：“餐桌上摆月饼、甜梨还是经过主席同意的。”(详见《毛泽东回湖南纪实》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 其实早在40年前，即1917年9月30日中秋节，青年毛泽东也曾与罗学瓒、李端纶、张超、邹蕴真等16人，租两条小船，环游湘江水陆洲一周，“至夜，清风明月，醉酒歌诗”(见《毛泽东年谱》)。 现在回望旧时长沙中秋夜，我们的心中不只是少了当时人们在中秋夜的风雅和对传统佳节的珍视，更重要的是生活在山水洲城美好自然环境中的我们，在中秋等佳节似乎不如以往人们善于利用优美的大自然环境，调和身心，甚至在江河中锻炼自己的体魄、涵养优美的身心。 ◆岳麓山顶：最想摘下月亮这面铜锣猛敲 “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就地理形势而言，长沙人除可在中秋明月夜泛流湘江，与江中明月同在之外，还可以登高望月，而最佳的观月地点，首推岳麓山顶。 长沙河西的岳麓山，正对明月升起的东方天幕，隔江俯瞰长沙万家灯火，在中秋时节观景赏月，可称得天独厚。 民国时期，岳麓山一直就是爱中秋、爱月亮、内心充满浪漫诗性的男男女女，在八月十五佳节前往赏月的地方，虽然彼时岳麓山与长沙城区横隔一条大江，跋涉颇为不易。 1920年9月25日，恰当中秋前一天，27岁的毛泽东，就在这天下午，特别邀请陶斯咏和杨开慧等一同游览岳麓山(见《毛泽东年谱》)，返回长沙城中时，他们是否踏着浪漫月光，走向各自归途，今天的我们，只能凭此寥寥数语而遐想了。 中秋的月光，确实有一种魔力，让人内心之中按捺不住，极想邀上二三知己，在月光下、岳麓山径间悠游。蟋蟀鸣响于秋天山林野草间，麓山酸枣已熟、野柿挂在枝头，泉水在青枫峡淙淙奏响。随意翻寻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沙旧报，不时能找到中秋月光下一些或多情或轻狂的文艺青年，绕过岳麓书院院墙，让中秋桂花暗香盈袖，或在爱晚亭畔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或在黄兴、蔡锷、陈天华墓前静静走过，体味岳麓山“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的意趣。 1924年9月13日中秋节，在荷花池当教员的莫运选邀上三五好友从刘公渡渡过湘江，就专为去岳麓山赏中秋月。 他写道，岳麓山顶“有许多人，男的学生，女的学生，也取了我们同一的(赏月)行动”。莫运选和他的朋友们在云麓宫内“草草索索”各吃了一大碗面，在这天夜晚的云麓宫吃面，需要排队。莫运选认为昆焘亭是中秋长沙风景极佳之地，此亭四面为芳草环绕，中秋月夜，南风大作，在一片月光照耀下，莫运选和朋友们的心情异常爽朗。 中秋的满月，最能调动起群情亢奋的情绪。民国初年，长沙曾遭遇一次中秋月食，为不让天狗食月，科学尚不昌明的长沙全城一片脸盆、铜锣和鞭炮响声。 从1921年中秋节开始，长沙城内大同合作社、长沙青年会有意识地组织青年渡河，于中秋夜晚到岳麓山顶赏月，由此形成中秋前往麓山赏月的风习。到20世纪30年代，湖南大学教员和学生在中秋月夜登山玩月已成常事，一位署名“啸傲”的作者，在报纸撰文称，中秋酒后，他和朋友们登上岳麓山顶，最想把离他们很近的月亮从天上摘下来，把它当作一面铜锣来敲，让锣声警醒人们，勿忘我东三省沦陷敌手，中秋赏月作乐，不可忘记强敌环伺。 1937年7月，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等地大学教授不断南迁到长沙。中秋时节，异乡为客，到岳麓山顶赏月思乡的人颇多，不少教授记下了长沙风景，当然他们也不忘提及岳麓山脚下那家名为“孔家店”的美味餐馆。 中秋月夜，有一帮意气相投的好友相当重要，在菊香、美酒、剑箫以及遄飞逸兴中，结伴登山，或许真的能够“摘到”中秋月亮这面铜锣，在心中敲响中秋的美好，同时在国难当头之际，也更能振奋起击楫中流的慷慨意气。 ◆橘子洲头：中秋猛放焰火 橘子洲头，波撼橘香，站在洲头，三面水势从天奔涌袭来，千年奔腾的水波映万古明月，月光沉浮在时光的河流中，亘古永恒。 20世纪30年代，有人过完中秋后，即提议：明年中秋，我们应浩浩荡荡聚在一起，去橘子洲头放焰火，大声歌唱，中秋玩月，就该热热闹闹地狂。但不幸，次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处于家国忧患的人们，已无心思以游乐心态过中秋。 终于八年抗战结束，光复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9月5日，《大公报》上刊载一则消息称： “本市青年会，为增进人们身体健康起见，特定于9月10日(中秋)举办游江赏月晚会，现在积极筹备，从本日起至9日中午止，为报名期间，欢迎各界仕女参加，每人收缴过船租费1000元，茶点费2000元，由该会统筹办理。闻是晚先由东岸上船，横渡至上水陆洲登陆，即就该地举行晚餐，并有唱歌、口琴、平剧、清唱、灯虎、笑话、游戏、焰火等各项节目。值此秋高气爽，风月满江，届时必有一番盛况。” 看来，当年，橘子洲上的中秋晚会，将会燃放焰火，场面一定很嗨。 不过1946年9月10日 《湖南国民日报》刊载的《秋节杂缀》一文评述：“青年会主办的游江赏月，参加的人并不见得踊跃，有人说，中国毕竟不爱作团体活动的。” 其实，就在10年前，长沙的年轻人还是十分愿意去参加中秋月夜各类团体活动的，长沙文艺小青年甚至曾在1936年中秋节包下一艘轮船，从长沙前往湘潭，进行中秋月夜“短途游”，并拟在1937年中秋月夜去更远的远方。此外，1936年中秋，长沙名记者黄光明、杨麓溪等人“发起中秋游览南岳之举”，仅三天之内，便召集起30余人，随即前往长沙韭菜园清水塘汽车东站雇定专车，前往南岳赏月去也。 之所以1946年9月10日中秋夜的橘子洲焰火晚会未能热烈举行，可能因为八年抗战对人心创痛至巨，人们暂时还未能从战争苦痛中恢复过来。其实，青年会组织的此次中秋晚会活动，价格相当便宜，2000元在1946年的中秋只够买1斤鱼。由此也可见，社会人心的安定程度，也影响到人们过节的情绪。 ◆老长沙中秋风物志 月饼、茭瓜炒牛肉及其他：长沙的中秋是从吃开始的。嫦娥之所以奔月，就因为吃。老长沙的中秋，市面最畅销当然和其他地方没区别，也是月饼，长沙最好的月饼在过去出自九如斋、三吉斋、稻香村、东方食品店、沙利文，以及后来的南北特等店。1947年9月25日《湖南国民日报》载：“某年九如斋、三吉斋自制月饼，瞬息卖完，作坊出品不继，乃贩自其他食品店，其附近数小店(月饼)均被收买一空。然，买者从九如斋、三吉斋购出，乃备赞香甜，逾于常品，此亦‘美国月亮比中国月亮亮些’之谓也。”“文夕大火”前，长沙广式月饼每个比长沙本土的本式月饼要贵上10倍，药王街南国酒家所产广式月饼特别有名。那时长沙人，也时兴“吃个新鲜”。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广式月饼基本占据了长沙中秋月饼市场，长沙本土的酥皮本式月饼仅马复胜等几家老字号在坚持生产。 直到抗战爆发前，老长沙人过中秋仍保留着拜月风俗。拜月“摆设”，有“老四样”之名，即月饼、藕、菱角和笔梗子糖(在湘潭为药糖)。1924年，湘江流域爆发大洪水，菱角为大水淹坏。在长沙和湘潭两地，均买不到拜月“老四样”中的菱角，长沙、湘潭两地均不约而同以瓜子代替菱角。 茭瓜炒牛肉为长沙人过中秋须备的一道特别的时令菜肴，至今犹然。民国时期，长沙城市人口数次爆增。1924年中秋前两天，税局报告，长沙宰牛已达500余头，还不包括私宰黄牛的数量。这一数字让其时主湘的赵恒惕感到恐慌，湖南省府再颁严格禁令，要求恢复前清时期“二把半刀”的规定，即每天仅允许宰牛3头，以保护农业。20世纪30年代，何键主湘，仍然强调，长沙宰牛只能有“二把半刀”。但每到中秋，违规私宰却愈演愈烈。抗战时期，日寇三打长沙均遭严重失败，为破坏湖南农业生产并实施报复，日寇在此期间疯狂屠宰战区耕牛，致使长沙人过中秋，市面已无牛肉可买。据报纸记载，当年长沙人中秋时想吃牛肉和喝酒，只能从火宫殿摊档中觅得。由此也可见火宫殿摊贩的神通广大。无牛肉可食，在一些地方作为中秋节令食物的水鸭，顿时身价百倍。长沙水鸭主要来自湘阴。但好吃的长沙人吃水鸭的节令其实一般都从重阳节开始，老饕们认为，过了重阳，水鸭便不再腥臊。现今的长沙农村，犁田工具早已用上“铁牛”(耕田机)替代耕牛，专供食用的菜牛大批量推上市场，中秋节吃茭瓜炒牛肉，在长沙已不再成为问题。 张灯结彩送南瓜的兴亡：据杨恩寿《坦园日记》记载：清同治七年(1868)中秋那天，杨恩寿看到“晚间月出”，于是和好友罗寄云一道徘徊于化龙池一带赏月，在路上却一连见到中秋送瓜者四起。杨恩寿说，此风惟楚俗尚之，见《荆楚岁时记》。 所谓“中秋送瓜”习俗，按清代《长沙县志》《善化县志》的记载：每到中秋夜晚，在长沙常可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只见一群人抬着一只大南瓜，打着旗伞，送往没有生育子嗣的人家，以祈愿该户妇女生育男孩。这种习俗，直到抗战爆发前仍在长沙和湘潭城乡广为流行，有送冬瓜的，但以送南瓜为主，因南瓜的“南”，谐音“男”。但进入民国后，生儿育女的科学常识便已广为长沙、湘潭人熟知，送南瓜祈愿生子已被有科学知识的人士所嘲笑。一些种植菜圃的“园作家”也拒绝有人假借旧俗来园圃偷瓜，中秋之夜常严密看守。但守者自守，偷者自偷。1930年长沙《大公报》等报纸甚至专门针对中秋送南瓜一事发表评论，认为，中秋节“送南瓜求子”风俗，太过荒诞无稽。第一，生儿育女的科学常识，已广为人知，这一风俗极不符科学精神，是一种陋习，“被外人所讥笑所鄙夷”，“为顾全国体计，应立时革除之”，“有移风易俗之责者，幸毋以为小而忽诸”。第二，中秋深夜，一大队人马张灯结彩、旗罗伞盖、金鼓花红，前往已婚未育人家，恣肆张扬送南瓜，已让开始注重“隐私”的人家反感。何况这些人家还要招待这批送南瓜的好事者，为他们置办月饼、酒席，已不堪其扰。更有甚者，送瓜者有时还会做出一些恶作剧，比如在瓜中装水，污损人家床褥。第三，种植蔬菜的“园作家”，对中秋夜晚偷瓜十分反感。为防止好事者在中秋夜晚偷瓜，他们“多所戒备”，而偷“送子南瓜”者往往数人而往，“因此而至斗殴者，事所常有”，影响到社会治安。 截至1938年“文夕大火”前，长沙中秋之夜送南瓜习俗仍十分流行，但抗战后，这一风俗渐渐不再流行。 晚清长沙城区已无烧宝塔、游宝塔之俗：截至1938年“文夕大火”之前的中秋节，长沙城中在晚清到民国时期，已看不到烧宝塔的古俗，这一风俗在湘潭、宁乡和铜官等地却十分流行。1936年的中秋，一群长沙文艺青年坐轮船前往湘潭，看到湘江沿岸几堆小孩子在烧宝塔，火光熊熊，颇觉得莫名其妙。其实在记载苏州风俗的清代顾禄所著《 清嘉录》等书中，已记载烧宝塔的由来与供佛有关，且流行江浙、江西等地。湘潭中秋节，还有游宝塔习俗，从湘潭城外萃湘义渡过河有一个宝塔，共7层，每年中秋，打开塔门，任人游览，湘潭有句俗话，“一身如鸟啄(读若杂)，还要游宝塔”。到晚清民国时期，长沙城区及近郊沿河并无可登之宝塔。胡美《道一风同》中的一帧相片，曾出现一尊宝塔，有人误认为这是三汊矶的宝塔，其实这个宝塔是胡美从长江乘船路过安庆时看到的安庆城的宝塔。 “月怕十五，年怕中秋”的俗语：关于中秋节气，长沙民间谣称：“年怕中秋，月怕十五。纸褙(糊)的亮窗怕风鼓，茅屋子只怕雪来驮，好汉只怕病来磨(又作：年怕中秋，月怕十五。纸褙的灯笼怕风鼓，跛子过不得独木桥，茅屋子就怕火来烧)。”所谓“年怕中秋，月怕十五”，是感叹时间过得飞快，时序流转，转眼就要入冬。关于中秋，长沙一直流传有朱元璋或张士诚反元起义在月饼中留下中秋起事纸条的民间故事，以说明月饼最早起源似乎是在元末明初。而在马王堆辛追老太太墓中出土的著名T形帛画上，右上角画有太阳中站着金足乌，左上角一弯新月中，又分明有蟾蜍和玉兔，月下有一女子，乘翼龙在飞天，人们认为，这是嫦娥奔月的最早图像之一。也就是说两千多年前，长沙就已流传嫦娥奔月的故事。 3.笛吹重阳楚山孤 重阳在农历九月九日。在中国南方的湖南长沙，在此日亦已感觉天气已凉，冬日迫近。九月九与三月三，历为中国传统时间中对应的节日。三月三郊游，称踏青;九月九郊游，称辞青。辞青，不但是时序上的变化，也表明：九月九登高，是一年节令中最后的一次户外出城郊游活动，此后节日活动，均应在城市和村庄中进行。 一般认为，重阳是东汉至魏晋后才兴起的节日，重阳、重九之名，肇始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写给大臣钟繇的信：“岁往月来，忽复九月初九，九为阳数，而日月并用，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不过，读过《楚辞》的人应会发现，“重阳”一词，早出现于《楚辞·远游》一诗中;餐菊之俗，亦见于屈原《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虽或不太相关，但这不能不令人遐想：中国古老传统佳节之一的重阳，或与我们长沙所属楚国有着莫大关联，其来源可谓甚古也。 至迟到东汉和魏晋，成型的重阳节，已具两大节俗主题：辟邪和延寿。 南北朝梁均《续齐谐记》提到的重阳过法，流传最广泛：东汉时，河南汝阳桓景拜道士费长房为师，一天费长房警告桓景，九月九日，你家有大难临头，快叫家人做红口袋，里面盛茱萸，缠在手臂上，登山，饮菊花酒，可免除灾难。桓景遵照老师指点，重阳节那天带家人登高。晚上回到家中，看到家中鸡犬牛羊都已死光。据说这就是九月九日遍插茱萸登高避邪习俗的由来。有人据此推测，看来九是阳数之极，九九而重，太过旺盛，确须登高辟邪。 今人有从气象学角度解释者称：农历九月初，正当阳历十月小阳春，天气回暖之期，而重阳将至时节，往往“盲雨满城，凉风四起，亭皋落叶，陇首飞云，人以是为立秋后第一寒信”。秋热尚未退尽，这番寒信双匆匆忽来，稍不卫摄珍重，极易染病，辟邪之说，实际带有“医疗卫生”含义。又，茱萸有小毒，可除虫，登高时遍插茱萸，在古代亦含防虫祛邪义。 至于延寿，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记有：汉代宫人贾佩兰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另外，九九，谐音久久，喻意长寿。重阳所含延寿主题，以此为源头，长久流传，从未中断。我国政府于1989年将农历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亦称尊老节，可说其来有自。 重阳时节，秋高气爽，黄花绽放，天若晴朗，野外登高，置身寥阔天地间，不免令人心旷神怡，逸兴遄飞。千百年来，文人雅士重阳登高，往往有感，不免流下风雅佳话，在重阳这一金秋收获季节，遂亦成为诗文的收获节日：孟嘉龙山落帽、陶渊明重阳咏菊、王勃滕王阁留赋、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李清照东篱把酒人比黄花瘦……一切故事，尽成后人无不熟知的诗文典故，它们无一不让重阳节越发酒味香醇，菊香扑鼻。 在历史积蕴深厚的长沙，尤其近现代以来，湖湘人文蔚起，无数风雅有趣的佳话亦发生在重阳时节，我们身边的长沙。这些重阳故事，笛吹楚山，其韵悠扬。 ◆晚清以来重阳 市民最爱河西岳麓山重阳秋色，文人则喜诗聚河东碧浪湖。 一 长沙民谚称：“三月三，九月九，无事莫到河边走”。这话说的是农历三月三和九月九，长沙地区，往往为大风阵雨天气，人处湘江河边，尤其凶险。 如果重阳佳节正遇风狂雨骤，不能出门，晚清民国时的长沙人，还是一样要过重阳付佳节的。有一种办法就是在重阳糕旁点上蜡烛，蜡烛亦称灯，灯、糕，其音正应了登高。点上蜡烛就意味着“登糕”，只是对于重阳糕，今天长沙人，多不知晓其为何物。其实重阳糕制作较为随意。长沙美食掌故家仲威老人告诉我，在长沙至今仍能一见的凉发糕，在老长沙，即称为重阳糕。发糕，其实又称花糕，今天长沙凉发糕上时常会嵌入红枣、枸杞或板栗，最少也会撒些红绿丝，就是花糕之遗制。千层糕上也撒红绿丝，被认为是重阳糕的另一种形制。至今在坡子街火宫殿广受欢迎的脑髓卷，其制法亦被认为和重阳糕类似。又，老长沙在雨天的重阳“灯”“糕”时，糕上还必须要插上各种颜色的纸制小旗。一则宋代资料记载，南宋潭州(今长沙)重阳节时，长沙街巷上空遍悬五色重阳彩旗。这如潮水一样翻腾的重阳彩旗，在今天当然看不到了，只能成为我们想象中的美景。 二 其实，在晚清民国时期，天气只要晴好，九月九日重阳节的长沙便会显出节日的热闹繁华，当天，长沙市民必然成群结队，前往湘江边“挤”划子，渡过湘江，纷纷前往长沙河西，登岳麓山，大过其重阳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沙《大公报》和《湖南国民日报》均记载：长沙人过重阳按例要爬岳麓山，但要能挤上湘江上的渡船，那也如同打一场群架。岳麓山上，重阳那天更是人满为患，报纸新闻遂记录说，重阳这天，“岳麓峰顶似蚁爬”。这一天麓山寺、爱晚亭前常会出现很多专卖烧烤或冷食的小摊贩，搞得麓山之中乌烟瘴气。从麓山寺到爱晚亭溪涧盛产的螃蟹，被称为青枫蟹。因小贩们在重阳拿来烧烤，其味颇美，竟成岳麓山重阳一项特产。另一特产则为麓山重阳寒菌。每逢重阳，岳麓山顶的云麓宫，生意都会极其兴隆，一天到晚排起长队，在云麓宫里为游人煮碱面贩卖的云麓宫道士，也因此成为长沙名人，因他模样怪异，人称其为“妖道”。这位“妖道”不知为何，竟一度为赵恒惕驱逐。 每到重阳黄昏，湘江河滩上都会人群遍布，一方面他们在等渡船回城，另一方面，重阳湘江水浅，不少人就着沙滩大搞野炊，重阳的黄昏，湘江河滩上炊烟袅袅。 1933年10月27日，又当重阳，《湖南国民日报》报道：“重阳照例登高，岳麓山头，游人如织，攘往熙来，登高男女，不下2万人，每人消耗费用以1角计，总计共消耗2000元。直到夕阳西下，万家灯火，重阳登高的人们方尽游兴，纷纷返城。”直到1935年底，长沙城市人口才达到459，570人，也就是说，当年每24个长沙人中，在1933年重阳那天，至少有一人登了岳麓山。 三 在晚清民国文人日记及诗文记载中，长沙重阳又是另一番风景。 在何绍基、罗汝怀、易棠、黄本骥、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 叶德辉、皮锡瑞及民国时期南社湘集等一批湘人的日记和诗文中，重阳雅集地却在芋园、马王庙(后改为修业小学)、定王台、天心阁、开福寺碧浪湖边、浩园(今局关祠田家炳中学)、贾谊故居、赐闲园(今教育街省农业厅)、席宝田公祠(东茅街省人民医院对面)等处，也发现有城外书院坪妙高峰、丝茅冲的余园等地，民国时期的南社湘集，则有湖湘文人们的长沙重阳雅集，却全部分布在长沙河东。 是长沙文人们不喜欢岳麓山的秋色吗? 黄本骥在青石桥(今解放西路)旁的云阳楼茶楼组织长沙文人重阳雅集时，首句就提到“长沙秋色以麓山为胜，郡城看山以云阳楼为宜”。 越靠近民国名气就越大的王闿运，在民国初年的一个重阳日，被一位湖南官员邀请坐着炮船过湘江游岳麓山。到了河西的王闿运来到原岳麓书院的湖南高等学堂，从高等学堂厨房旁的小径穿过，来到岳麓山青枫峡内的爱晚亭。重阳日就是在爱晚亭坐坐，已令满嘴白须、满腹才华的王闿运觉得十分满足。 可见文人们也是极其愿意爬岳麓山过重阳的，正如郭嵩焘所说，他只是不愿意在重阳节，到河边等划子，去赶“人搞搞”的热闹而已。过一个有岳麓山的重阳固然有意思，但坐上一条拥挤的划子渡过湘江，在当年却是极不方便。这些文人和遗老们只得留在长沙河东过重阳，一样发现了重阳节长沙深秋的美好。 定王台畔鹤冲天：贾谊故居和定王台，号称长沙两大最古老名胜。晚清时期，定王台畔已由道光年间云贵、两江总督李星沅筑有巨大园林，名芋园。芋园全盛之时，饲有李星沅退休后“归携之五鹤”。晚清时期，每到重阳之时，芋园内金菊绽放，芋园主人、李星沅的儿孙们将白鹤放飞云端。在被城墙围起来的一方小小长沙城中，在重阳日，人们常能看得到芋园飞起的白鹤在九霄云天矫翼飞舞，声唳入云，其景美极。 而芋园之内，重阳佳节也可以听到芋园主人与何绍基等一干客人，对菊饮酒，诗声笑语，飞逸园外。 晚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与李星沅为儿女亲家，重阳节时，生活在长沙的何绍基一般的活动地点，除城东芋园外，尚有定王台、桃花井、马王庙一带。罗汝怀、易棠等均为其诗伴。何绍基在《九日马王庙和(罗)研荪韵》一诗中说：“多少过江诗酒伴，前游十载笑匆匆”，诗旁有自注，题曰：“岳麓登高者颇多。”何绍基并称，他的好些诗朋酒友，有的不但在重阳那天登岳麓山，还往往在田家住宿，饮宴，大概相当于今天去农家乐。只有像易棠和他这些年纪已大的文人，不愿在重阳这天，挤拥着坐划子过江，只好和朋友一起在定王台、天心阁，边登高边饮酒了。 晚年何绍基卜宅化龙池蟠石山房，相对于其他朋友，何绍基算是一个没钱的人。何绍基极爱菊花，而化龙池房宇却极狭窄，无园圃可以种菊。他的朋友、从浙江巡抚任上“退休”的胡兴仁，用“退休金”买下通泰街蜕园，“种菊十亩”，重阳节前请何绍基看菊，何埋怨自己无钱买到可种菊的庭园。胡兴仁便从长沙城北往长沙城南的化龙池送来“一担三十窠”菊花，这个重阳节里的何绍基便把菊花全部摆进自己的陋室，“请菊入我屋， 伴我岁寒时”。 为食新河鸭，甘做碧湖鲫：在传统节日观念中，被融入三月三的上巳节，节俗活动是禊祓水边，而与上巳相对庆的九月初九重阳节，相对的主要节俗活动是登高辟邪。晚清时期，重阳节俗的禁忌似已祛魅，长沙文人有那么几年过偏偏选在长沙城北开福寺旁的碧浪湖水滨过重阳节， 一切只因有位湘军将领陈海鹏“退养”后，在开福寺旁的新河里养了不少肥鸭。肥鸭最宜秋食，清同治六年（1867）《宁乡县志》就说，“新鸭必过重阳食，即不腥”。每到重阳节这天，陈海鹏便邀约长沙城内的文人雅士们到开福寺碧浪湖边，开一个重阳吃鸭大诗会。那些年长沙文人重阳聚会地点遂改在新河旁碧浪湖边。有个未被邀请加入重阳鸭宴的名士王雁峰为此题诗道：“长沙近事君知否?碧浪湖边多鲫鱼”，讽刺长沙城赶赴陈海鹏鸭宴的好吃名士，真如过江之鲫一样多。不过晚清名人郭嵩焘才不管王雁峰的讥嘲，他仍一心仍要赴新河重阳鸭会，郭嵩焘并在诗中顺便“反击”说：“重阳九日菊花尊，莲社曾为长老言。我亦鲫鱼甘受饵，君如鸥鸟独辞温。将军筑室花光绕，古寺临江水气昏。诗老自夸游岳遍，岂知柰院有沙门。”这样热闹的聚会，因陈海鹏不幸故去，碧浪湖边重阳诗声渐觉稀疏，虽然陈海鹏的孙子亦曾举行鸭宴，但当然无法比及陈海鹏时的声气。每到天气稍微晴好的秋日，仍有风雅老人王闿运等偶或会于重阳前后拄杖前来新河碧浪湖，凭吊一番昔日开福寺旁的繁华。光绪二十七年(1901)重阳节前，王闿运来到北门外开福寺旁，徘徊于碧浪湖边良久，慨叹养“新河鸭”的陈海鹏所筑三幢花木环绕的房屋已经易主，当年重阳节他们观看过的孔雀多半已送人，如今开福寺只剩一只雌孔雀了。开福寺的和尚们认得这位著名的湘绮老人，遂请他入庙歇息。重阳节前，和尚的问话也变得十分时尚，竟问王闿运是喝点咖啡，还是喝些酒。王闿运在开福寺点了咖啡，并吃了些“洋饼”。时尚化的浪潮已经涌入中国内地的长沙。 四 长沙重阳佳节习俗遭遇时尚浪潮冲击，但长沙传统风雅的老节日习俗却仍然顽固地保留着。进入民国后，长沙城中有一帮遗老遗少，加入到著名爱国诗社团体“南社湘集”中，每年重阳节时，这群遗老遗少常因吟诗作赋而大出风头。当时的社会，对他们也给予足够尊重和重视，长沙《大公报》《湖南国民日报》《晚晚报》《大湖南日报》等，无不为他们的重要诗作刊发，而特意留下版面。当年长沙城内最著名酒楼曲园、潇湘酒家、玉楼东、怡园、挹爽楼、新怡园、奇珍阁、燕琼园、营养餐厅等，极其欢迎这群名士派老头结队前来雅集，有时酒楼亦为他们提供免费吃喝，报纸中刊发此类新闻时，也算替酒楼打个广告，酒家墙壁亦因此悬挂上遗老们的题咏墨宝。原本只在行业内出名的几位名厨，因诗人品题赞赏，一夜之间，竟家喻户晓。 20世纪20年代末，长沙名厨毕河清在南正街大古道巷口新设酒楼燕琼园，开张不久，遇上重阳，湘城名流汪贻书、陈继训、黄黄山、吴士萱、黄芥枚等在该店举行重阳雅集。古稀老人吴士萱酒酣之时，品尝了毕河清用琼脂(即洋菜丝)等原料制成的甜品菊花莲子芙蓉羹，当场赋诗，并笔走龙蛇，书赠燕琼园老板毕河清诗一首曰： 操刀岂为稻粱谋，且法庖丁学解牛。 醉卧长沙君莫笑，菊羹和酒傲王侯。 毕河清的名字，由此为广大市民所熟知。 1929年重阳节，长沙再度举行南社湘集，到会社员20余人，先在中山图书馆摄影茶话，随即同赴奇珍阁会餐。菜单为著名食单撰写者萧石朋所开。座间因奇珍阁菜味适口，众人归功萧石朋菜点得好。在吃喝之时，李洞庭发起分韵，各位社员拈一韵字，限三日内交齐重阳诗稿，择优在《湖南国民日报》副刊“国民公园”刊发，逾限者罚做东道。遗老们的重阳诗中，颇为奇珍阁鼓吹了一番。 白话文运动在1919年后的长沙广为推行，但城内不但老年人，即便年轻人，“国学功底”亦复不弱，在重阳佳节写作传统诗词，也成为长沙年轻文艺男女的爱好之一。作家高曼君记事说，重九日，长沙“除掉登高以外，还有饮酒持螯、赏菊赋诗，种种消遣，不一而足。前年和去年重阳，我同荦如、轺生、壶公及几位年轻友人，聚在一处的，拼命喝酒，剥螃蟹，吃醉了，拿笔大做重阳歪诗”。 易君左在27岁重阳节登岳麓山后，也作有一首著名的诗，诗曰：“不是名山不浪游，不忧多病不悲秋。醉寻红叶不知处，笑问青山识我否?自是友朋同骨肉，由来士庶傲王侯。他年更上衡峰顶，五岳低头一望收。” ◆民国长沙重阳的时尚新潮： 晚清民国时期，时尚浪潮拍击传统节庆习俗的堤岸，卷起千堆雪，现代文明萌发的时尚元素，竟在传统节庆习俗中生根发芽，并开出一些或美丽或让人警惕的花朵来。 长沙种植菊花，尤其在重阳展示菊花之俗，来源甚古，南宋时人沈竞，即在《菊谱》中说，长沙菊花有黄、白和紫三色，菊花品种有12种以上之多。 “黄色(之菊)曰御爱、笑靥、孩儿黄、满堂金、小千叶丁香、寿安真珠，白色曰叠罗艾叶球、白饼、十月白、孩儿白、银盆，大而色紫者曰荔枝菊。”清代嘉庆《善化县志》则记载长沙重阳旧俗时说，“九月重阳……畜菊家，层累花钵，各色诸备，谓之菊屏”，可见重阳节展示菊花，让暗香盈满长沙人之袖，已成清代中期长沙重阳风俗。 1913年，湘潭人易雨恂在长沙小东街(今中山西路)旁连升街创办了一家慈善机构孤儿院。从1926年起，因经费无着，无人肯接手这项公益慈善事业。皮球一直踢到1928年，终由曹孟其接下孤儿院。一个一两千人的公益慈善性质的孤儿院，当然难办。但曹孟其却因在每年重阳佳节都尽心尽力努力筹办“菊花会”，竟能成功筹措到众多慈善捐款，使孤儿院基本不必“仰赖政府余荫”。 湖南孤儿院第一场重阳菊花会，由孤儿院曹孟其及楚怡小学校长陈润霖发起，并由曹孟其与张辉瓒等联名遍告在省官绅于重阳赏菊，意在发放认捐的“菊花券”向社会求助，曹孟其在他的日记中记道：“谓之赏菊，实则募捐”。 孤儿院“菊花会”上展出的的菊花，大部分来来自孤儿院韭菜园分院种植的菊花。为丰富菊花会活动，长沙知名湘剧演员亦被请来在菊花会上义演。 于是，“重阳菊花会时，士女往来，衣带相接，院中陈百戏，省内名优献技，场无隙地，曲终人散，自孤儿院左至浏阳门，右至小吴门，街车亮尽，道旁啧啧”。 曹孟其在其日记中说，菊花因为是楚怡学校的校花，所以他把牡丹列为孤儿院的“院花”，他一度曾想罢菊花会，办牡丹会。然而牡丹难养，菊花易活，且菊花更易激起人们的慈善之心。 以重阳菊花会的方式向社会名流进行公益募捐，虽有千难万险，但最终支持了孤儿院一直开办到新中国成立，此类公益慈善活动，无疑为长沙新型重阳节增添了时尚新潮的亮色。 菊花毕竟是传统佳节重阳的标志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长沙每届重阳，多在天心公园，及后来的晓园公园、南郊公园、岳麓公园等处，举办菊花展。烈士公园的园艺家李玉章、马王堆省干疗养院老花翁张国森皆为艺菊高手，他们为重阳菊展贡献了许多精彩之作。 进入民国后，因废除夏历，实施阳历，中国人阴阳历合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节庆日历”一度严重混乱，从1928年开始的五年间，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端午、中秋、重阳遭到打压。但到1934年后，执政者重新意识到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性，重视中国传统节日成为主流。从1934年开始，只要天晴，长沙即明确规定，重阳节等传统佳节，各学校必放一天郊游假，由学校老师带队游览郊野，岳麓山、朱家花园、蓉园等都是长沙学生游览的好去处。 长沙的重阳，正值“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的最美季节，各著名学校在重阳节因势利导，开展各类活动，让学生们更加靠近自然，亲近乡土，活跃于天地山水之间，并且举起“我们爱科学”、“我们爱文艺”的旗帜，组织学生活动，一个环保的重阳在当时已经出现。学生们在重阳节采集植物、矿物标本，呼吁清理郊外的“垃圾山”都成为民国时期新的重阳节时的时尚。 早在1922年10月28日的重阳节，长沙《大公报》报道，“各校学生，如第一职业、楚怡工业都全队登岳麓山，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和岳云中学且各组队采集生物标本，另有一番兴味”。此外，明德中学、长郡中学、妙高峰中学、明宪女中等在报纸上都留下了在重阳节前往岳麓山，采集动、植物标本及矿物标本的记录。 湖南大学地处岳麓山下，占据重阳登山“地利”，至迟从1928的重阳节开始，该校均会在重阳节组织盛大师生游艺活动，引发重阳登山长沙市民热烈围观。为防止意外发生，湖南大学不得不请警察维持秩序。 重阳佳节登岳麓山郊游的人们，在当时已经有了环境保护意识，1928年重阳节前《湖南国民日报》刊发“郊游专号”，就有作者呼吁，要清理长沙湘江东岸的“垃圾山”，因这些河岸边的“垃圾山”既污染城市环境，更污染母亲河湘江，极易引起疾病。 重阳前后，在湘江西岸游玩的一些人士也注意到天马山、岳麓山附近农民不注意环境卫生，猪、牛、羊四处放养，粪便遍地，未得到及时清理，极可能引发“秋疫”。当时就有热心市民建议，长沙应对近郊农民进行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教育及日常生活习惯的改良，让明媚秋光里的重阳佳节，山清水美，更适宜游览。 此外，游览中的不文明行为，及少数不良人群破坏名胜风景区的行为，也遭到谴责。1928年重阳节，长沙有市民致书报社，对宵小之徒竟将蔡锷墓上的铜牌抠得残破不堪、把黄兴墓旁的铁围栏盗得七零八落表示愤怒。对爱晚亭石栏杆竟被无聊人推倒，更是大摇其头，并提议长沙应出台一些保护名胜的惩罚性措施。至于胡乱攀折树木，甚至将岳麓山一些小树连根拔起的行为，也建议派警察来管理。 ◆朝南岳、重阳酒及其他 秋收后，尤其中秋后，以至重阳，长沙及全湖南，乃至周边省份，民间有朝南岳之俗。南岳衡山为五岳之一，历代以南岳能出云雨，产材木，有益民生，而为一方之镇，故南岳载入祀典，依时祭之。封建王朝，国家礼制，在每岁春秋仲月，守土官必诣庙致祭，国家有大庆典则随时遣官致祭。此后民间俗信认为东岳主生，南岳主寿。凡人俗子因此形成了在每年阴历八月后至九月初上南岳进香之习俗。凡想为父母及祖父祖母求寿者，及为子女求长生者，纷纷在仲秋之月后前往南岳，进而又形成了到南岳去求福禄、去求子或求治疗疾病的风气，又有还愿者亦须纷纷前往南岳。于是，每到秋收之后，尤其中秋前后，从长沙等地前往南岳的路途之中，男女混杂，奔走若狂，鄂、赣、皖、苏等省男女，也在此时相率来朝南岳，“项背相望，南岳的热闹，乃至无与伦比”，南岳附近数十里内的镇市，自秋徂冬，皆无昼无夜。卖香烛纸钱酒果者，以及各种旅行礼神必需之物无不利市三倍，茶店饭店人满为患，以至于至今南岳素食仍名闻全国。当年从长沙到南岳路途中茶馆饭店门前，最让外国人称奇者，是每家饭店前必置办一个巨大香炉，以为朝山者上香之用。当年朝南岳者，每个人手中必时刻捧一炷香，入客店休息，即可随手将香插入炉中。最兴盛的时段，据民国初年统计，长沙南郊往南岳路途的路边客店所积炷香之柄，每日可得二三十斤至五六十斤不等，家家如此，香客之多，可以想见。 朝南岳者，在朝拜之前，必须自我审视自己为何人而朝南岳，又为何事而朝南岳，预先写好礼文申祷，为父母祖父祖母朝南岳者最多，此时又须审视他们之是否还活着。仍在世间生活者，为朝清香，身着青衣、红衣外，一般胸挂黄袋;为已故父母亲戚朝香者，为朝亡香，朝亡香的人，必须在帽檐边缠一小幅黄布。为亲戚朋友求香者， 其行走一般与通常人无异。但为父母求香者，“以木作小凳，高约三寸，其上插香三，称‘凳香’。父母在，着红衣;父母亡，着青衣。为父母求福者，例必进香三年。第一年，手持凳香，三步一拜;第二年，五步一拜;第三年，七步一拜，称‘烧拜香’。虽头肿膝烂，负天雨地，亦莫之顾。其固可嘉，其愚诚可怜”(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长沙人朝南岳前，多先前往定湘王庙谒拜禀报。革命老人徐特立是长沙五美人，在其公开发表的《我的生活》(徐乾整理)等长文中，徐老亦谈到，他在16岁时，也因伯祖母生病向南岳许愿，故和本乡十余人，租一小船，乘船前往衡山朝南岳。 凡是前往南岳朝香者均须斋戒，而留在家中的家人也需要吃素。民国迷信认为，如果不如此，前往南岳朝香者即可能在路途中遭遇病痛或亡故。朝南岳的长沙人家，门前旧时也需插两面南岳进香黄纸小门旗，家人还需对空炷香，不能间断。 朝南岳之风在清代及民国蔚然成风，故从晚清起，每到中秋之后从长沙前往南岳的主要道路集镇旁为香客服务的摊点甚多，蔚成集市。也有长沙小商贩前往南岳镇做生意的。而南岳出产的黄精和盐笋及各类菜畅销于南岳镇上，亦风行于长沙城中。 朝南岳，跪拜香之俗，晚清民初，极为引人注目。在长沙创办雅礼学校的美国人胡美亦有记录，并拍摄有“朝南岳”风俗相片。 1933年9月5日《湖南国民日报》载，“南岳为名胜之区，每年秋季，各方仕女，来往朝拜香，不下二十万人”，可见虽经战乱及政府努力移风易俗，朝南岳者依旧人数众多。长沙城内小古道巷虽有南岳行宫，但主要为衡阳船帮煤帮行会所在，在此亦有市民前来遥拜南岳还愿者，但为数并不太多。 重阳节时，长沙人又有做重阳酒之俗。重阳节时所做之酒，至春季开坛，则称杜鹃酒，至第二年重阳开坛，则称重阳酒，其味最是甘洌香醇。 重阳过后，天气已寒，时已逐渐入冬，岁时娱乐消闲活动，自此多转入室内。 文章来源：shenghuobaodian.com |
